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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强制执行法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时间:2011-08-09 15:20 点击:次 [返 回]

 强制执行制度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私权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民事权利的最后一道法律保障。但是执行难、执行乱问题严重充斥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为解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采取多种举措,初见成效,但是导致我国执行乱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强制执行法的缺失。因此制定强制执行法是我国执行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强制执行最后屏障的执行救济制度则是强制执行法的重要一环。本文主要是针对我国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一章进行详细论述,以期探讨出适合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
    一、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的概论
    (一)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的概念
    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是指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由于强制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而对当事人或案外人造成侵害时设立的一种救济制度。[1]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强制法救济制度。
    第一、执行救济发生的基本前提是执行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即无执行程序则无救济。执行权是国家赋予执行机构的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私权的权力。执行机关行使执行权必须按照法定的执行规则和操作规程进行。因此对执行机构来说,执行救济制度是监督和约束,威慑执行机构按照法律规定来实施执行行为,一旦出现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执行救济制度就应发挥其纠偏功能,使执行程序回复到合法适当的状态,以此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
    第二、执行救济发生的实质条件是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即无损害则无救济。法律制度设计的终极目的就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亦是如此。对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来说,执行救济是一种权力即救济权,但救济权具有从属的性质,因为只有在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才产生,其目的是从程序上阻却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以保证自身的实体权利。
    第三、执行救济发生的形式要件是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与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之间必须存在着因果关系,即无因果则无救济。因果关系的存在是执行救济发生的基本前提和实质条件的连接点,是阻却执行行为,保障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二)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的功能
    强制执行制度是实现民事权利的最后一道法律保障,确保了生效的法律文书不会成为无用的法律白条。强制执行作为民事权利保障的最后的公力救济手段,在执行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违法或不当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就是规制此强制执行行为的有力保障,确保了强制执行行为的合法有效实施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强制执行救济制度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第一、宏观上解决执行纠纷,维护执行秩序,树立执行威严。强制执行制度设计的最终目标就是确保生效的法律文书确立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在执行机构和执行当事人及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间产生冲突与纠纷,阻碍了执行的顺利进行,危害执行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救济制度的设置,既为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手段,同时又规制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起着恢复执行秩序,维护执行尊严的重要作用。
    第二、规范公权力运行,维护法律尊严。对执行机关来说,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是一种监督和约束。执行救济的针对性和及时性的优点保证了执行行为出现违法或不当的情形时,执行当事人或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及时的采取救济措施,中断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对执行机关来说具有威慑的效力,促使执行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严格的进行执行行为。
    强制执行行为作为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使已经民事裁判确定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实现,是将纸上的法律转变为现实的法律,或将应然法转变为实然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可以这样说,民法的尊严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上,而民事诉讼法的尊严又体现在强制执行法上。强制执行法作为规制执行行为的法律,其尊严、权威与强制执行行为的正确有效行使息息相关。强制执行救济因其在规范与监督执行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维护强制执行法乃至整个民事法律尊严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第三、确保私权的维护,树立法律形象。从执行当事人或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方面来说,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与作为国家机关的执行机关出于不平等的地位,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难免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救济制度就为当事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及平台,保障执行顺利进行,树立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
    二、我国强制执行法中救济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完善,强制执行立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但是作为强制执行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立法却极其不完善。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只在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了两种执行救济方式——案外人(第三人)异议和执行回转,其中关于执行回转,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只是事后的弥补手段,并不属于执行救济制度。此时的救济制度缺乏执行程序上的救济规定;对于案外人异议的规定太形式化,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对当事人的权益的事后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等。
    我国法律关于执行救济的规定已经严重的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针对执行救济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增设了程序性的执行异议制度,即执行当事人或相关利害人可以针对执行机关的违法执行行为提起异议,同时为了保证程序异议设立的立法目的,还规定了异议的处理程序,明确规定了法院处理程序异议的时间限制及异议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其次,对原本设立的第三人异议制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第三人针对执行异议被驳回的裁定提起异议诉讼的权利。[3]这些规定相对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与空白。
    (二)我国强制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2008年实施的新的《民事诉讼法》对执行救济制度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完善,是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是,仔细分析之下,我国有关执行救济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程序性的执行救济制度的规定过于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简单规定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条规定对执行异议当事人、执行范围、执行异议审查权等都没有明确的实施规定。
    第二、实体性的执行救济制度规定不全面,实施难度大。我国的实体性救济制度只简单规定了债务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并且对于债务人、第三人如何实现自身的异议权、对于异议裁决有何机关实施、对异议裁决不服如何处理等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不利于实际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第三、法院在执行救济体制上存在相关的问题。目前我国现有法律仅将执行机构的设置笼统地规定于法院系统之内,没有很好的考虑到执行机构的特殊性,且对于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离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当执行权与审判权发生分离时如何处理也未涉及;执行程序终结后当事人如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未做出规定。
    三、国外及其他地区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概况
    我国有关执行救济的规定只体现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若干条文之中,显得有些单薄、简单,且这些规定所设定的执行救济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存在着不足,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外国或其他地区有关执行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吸取其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对完备的执行救济制度。
    (一)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概况
    德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其执行救济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在执行机构的设置中,德国采用的是二元制的做法,即设置了专门的执行法院和执行行政机构,两者分工合作,执行行政机构中的执行官主要负责简单的动产交付执行;执行法院的执行法官则主要负责不动产、到期债权、行为等的执行。涉及执行救济方面的职权则主要是由执行法院行使的。德国的执行救济制度主要包括执行异议制度、执行异议之诉及第三人异议之诉。其中执行异议制度是针对执行过程中的对执行的种类、方式等程序性事项提起的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及第三人异议之诉则是针对判决确定的请求权或第三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请求权等实体性的事项提起的异议。[4]
    日本的执行救济制度主要是沿袭了德国的规定,如在机构设置上采取了二元结构,设置执行法院和执行行政机构,两者的职权与德国的规定也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日本制定了专门的强制执行法,其中专设执行救济一章,因此其规定相对来说更加的完备、细致。日本的执行救济制度主要包括:执行抗告、申述异议、对于执行签证付与的异议之诉、请求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分配异议之诉,其中执行抗告是直接针对执行程序性的裁判所做出的异议;申诉异议则是针对法院的执行行为不当提出的;对于执行签证付与的异议之诉、请求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分配异议之诉则主要是债务人、第三人、债权人等针对对具体的执行行为提起的异议,其中涉及权利归属问题的诉讼主要是由审判机关来实施的,[5]这就在程序上保障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设置了专门的强制执行法,专辟一章规定执行救济制度。在机关设置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是在法院内设置了专门的执行处,主要由执行法官来行使执行权,裁判执行方法、执行程序、执行命令、其其他侵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情形。其执行救济方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程序上的救济和实体上的救济,程序上的救济主要包括声请或声明异议,主要是针对执行程序违法、执行机关怠职、执行行为违法等情形提起的异议,主要由执行法官裁判,不服裁判可提起两次抗告,但此异议不能停止强制执行行为的进行。实体上的救济主要包括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主要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在执行行为终结前提起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主要是由执行法院做出判决的。[6]
    (二)对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救济制度的评价及可借鉴之处
    纵观以上国家有关执行救济制度的有关规定,其都设定了比较完备、独立的执行救济制度,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专设执行救济一章。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都制定了专门的强制执行法,专设一章对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原则、方法、程序、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设置的执行救济制度相比德国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的执行救济制度更加全面,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
    第二,设置专门的执行机构行使执行权。德国、日本普遍采用了二元制结构,设置执行法院和执行行政机构,分别行使不同的执行权;而我国台湾地区则主要是在法院内部设置执行机构行使执行权。虽然机构设置的体例不同,但都有专门的机构针对不同的执行救济提起的异议行使执行权,这就为当事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第三,执行救济方法上明确区分了程序性的执行救济及实体性的执行救济。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执行救济的方法上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与规定,程序性的执行救济主要是针对执行过程中的不当执行行为等提起的异议;实体性的执行救济则主要是债务人、第三人或债权人在确认实体权利方面提起的异议。
    第四,明确规定了执行异议的救济方法。为保障执行异议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都明确确立了抗告制度,也就是对执行法院做出的裁判不服时,可以提起抗告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执行法院的一种监督。
    四、完善我国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的建议
    笔者在上文综合分析了我国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执行救济制度的概况及可借鉴的经验,下文,笔者主要针对我国强制执行法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一)针对程序性事项,完善我国现有的执行异议制度
    必须在强制执行法中明确规定,程序上的执行异议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的执行过程中,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认为在执行程序中有违法、不当的执行行为已侵害其合法利益而请求法院执行机关采取措施进行纠正的救济方式。可以综合设立申请制度、声明异议制度、裁定复议制度、提级执行制度来全面保障执行异议的有效进行。这四种制度的针对对象各有不同,其中申请制度针对的是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声明异议制度针对的是请求执行机构撤销或变更做出的执行裁决;而裁定复议制度、提级执行制度则主要是向上一级法院的执行机构反映的下一级法院执行机构的裁决不服或执行能力不足等情形。
    (二)在实体性异议上,明确设立债务人之诉、第三人之诉、债权人之诉
    所谓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是指当事人对于执行请求权存在实体上的权利争议或对被执行的财产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请求执行法院对该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予以重新确认,并请求不得执行或变更执行的救济方法。所谓债务人异议之诉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若债务人认为债权人的请求权已经消灭或不存在、存在妨碍债权人行使权利的理由或自己不应受执行等理由,可在执行终结前向法院的执行机构提起诉讼。所谓第三人异议之诉主要是指第三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实体权利时可可在执行终结前向法院的执行机构提起诉,中止执行行为的进行。所谓债权人异议之诉主要针对的是同时存在数个债权人的情形之下,若某个债权人认为执行行为可能侵害其合法享有的债券或者是各个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时,可以向执行机构提起确权之诉,维护自身的合法债权。[7]此种情形出现的几率较小,但实际生活中仍会存在,对此进行规定会使得执行救济制度更加完备。
    笔者认为,债务人、第三人、债权人向执行机构提起的异议之诉不应由执行机构来处理,而应该是由执行机构将相应的异议请求转交审判机构处理。因为我国明确采用审执分离的原则,审判机构负责就具体实体权利进行确认,而执行机构则是实现判决所确定的权利。这样的程序设置不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更能体现执行所追求的公平、公正。鉴于此种设置可能会延长执行时间、增加审判机构的审判事务,可考虑在审判机构中单独设立处理此种执行事务涉及诉讼的法庭机构。
    (三)设置专门的执行机构,完善法院体制建设,加大执行监督力度
    执行机构所享有的执行权是一种特殊的司法行政权,属于公权力,若不对其加以限制可能会导致执行权的专断与滥用,不能发挥出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作用。首先应该完善我国法院体制关于执行机构的设置,执行机构设置在我国法院的内部系统符合我国法律发展的状况,并且有利于我国判决的执行,但是也应该保持执行机构的独立性,对执行机构实施垂直管理,在上下级法院执行机构中实施监督关系,即若上级法院的执行机构发现下级法院的执行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时、怠于执行时等可直接对其审查。其次应该加强检察院的监督力度。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构,其理应对法院体系中的执行机构进行监督,若其发现执行行为存在问题时,应启动抗诉程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再次,也应该加强人大、新闻媒体及公众对法院执行机构的监督,保证执行行为公正公平公开。[8]
    (四)设置执行赔偿机制
    实际执行过程中,若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是执行行为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呢?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中没有相关的规定。笔者认为应该在强制执行法的执行救济制度中明确规定执行赔偿机制,若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生效的判决的过程中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该给与赔偿。如果损害是因某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应该由该当事人赔偿,若当事人无过错,则应该由国家赔偿。这种规定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执行机构谨慎的行使执行权,真正发挥执行的效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制执行是实现判决确定的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强制执行的实施难免会出现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状况,因此强制执行救济是保障强制执行顺利进行的一道屏障,强制执行救济是强制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我国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明确规定执行原则、执行程序、执行管辖、执行救济等内容,构建完整的强制执行法体系,保障我国强制执行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谭秋桂著:《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王洪光:《强制执行救济论》,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肖建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4期。
 
4、谢素珺:《试议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9页。
 
5、宋国帅:《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研究》,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6、赵雪纲:《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载《理论前沿》,2007年第24期
 
7、沈德咏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3月版。
 
8、徐芙蓉:《完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理念更新引领制度构建》,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9、牟逍媛著:《民事执行难及相关制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黄松有、杨春华:《对我国民事执行中实体争议救济的考量》,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11、赵晋山:《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充分的救济途径》,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1月2日。
 
12、邹川宁:《民事强制执行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谭秋桂著:《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75页。
 
[2]王洪光:《强制执行救济论》,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17页。
 
[3]肖建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4期,第21页。
 
[4]谢素珺:《试议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9页。
 
[5]宋国帅:《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研究》,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6]赵雪纲:《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载《理论前沿》,2007年第24期,第25页。
 
[7]徐芙蓉:《完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理念更新引领制度构建》,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2-23页。
 
[8]沈德咏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7页。